本文由讀史縮編自美國著名史學家斯塔夫理阿諾斯所著《全球通史》，為重讀經典了解世界史的第14篇文章，接下來會陸續推出相關簡讀經典史書文章，歡迎關注。點擊查看《柏楊版簡讀中國史》
就歐洲而言，中世紀後期主要可誇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詩，也不是經院哲學，而是綜合文明的建立；這一文明並非建立在辛勤勞作的奴隸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的技術創新上，這是史無前例的。
"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發明的力量、功效和結果，但它們遠不如三大發明那麼惹人注目。它們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因為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英國哲學家、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年）這一論斷的重大意義在於：他富有洞察力地選擇的三大發明都起源於中國。然而，這三大發明對中國並沒什麼作用，相反，卻在西方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
中國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國的帝國組織滲透甚廣，決不允許這些發明破壞傳統的制度與習俗。於是，印刷術用於傳播古老的觀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藥加固了皇帝的統治，而不是正在出現的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針除鄭和用於著名的遠航外，並不像西方人那樣用於世界範圍的探險、貿易和帝國的建立。
這一重大差別的根基，在於新的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它複雜多樣、適應性強，擺脫了束縛歐亞大陸其他所有文明的傳統枷鎖。結果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
這一轉變不僅改變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預見的那樣，當革命的新社會的有力的擴張主義降臨時，改變了整個世界。
一、西方社會的多樣性
"為了避免即將降臨的災難，人們將自己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祈禱上帝的人；第二類是經商、種田的人；第三類是為了防護前兩類人使之免受不公和傷害而產生的騎士。"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的這一分析，簡單而又本質地描繪了中世紀西方社會的劃分：教士、勞動者和騎士。
儘管這三個階層在歐亞大陸諸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於羅馬帝國的崩潰和未能重新建立帝國組織，它們的地位和相互關係卻是獨特的。在這些情況下，這三個階層的作用究竟如何，將根據它們所體現的三種制度予以考慮——這三種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會。
封建制度是一種政體，在這一政體中，那些擁有地產的人也擁有政權，因此，封建主和封臣之間的契約取代了國家權力。封建制出現時的背景是這樣的：德意志君主已奪取羅馬帝國的權力，但缺乏資金維持官僚機構、法院和軍隊的給養。當時選擇的辦法是將地產作為服務的報酬，但接受者，即封臣們傾向於將地產當作私人領地來管理。
查理曼十分強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們宣誓效忠，但在其軟弱的繼承者的統治時期，政權轉到了封臣們手中；封臣們的地產即采邑實際上已變得不可剝奪。這些強有力的封建領主再把他們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給那些依靠他們而不是依靠國王的追隨者。
封建主和封臣之間的封建契約，規定了彼此間的某些義務。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主應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護；而封臣則應根據當地習慣，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約40天。
在查理曼帝國崩潰後形成的各封建王國里，這一封建化過程在迅速地進行。由於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當、合法的權益名義上來自皇權，所以，封建主對待國王的態度還是非常謹慎的，即使他們無意尊重他的統治權。但是，1000年之後，當西歐隨著外來侵略的停止而安頓下來時，統治者漸漸能夠維護他們的封建權力，並開始建立強大的君主國。在隨後幾個世紀中，國王與貴族間的鬥爭是西方政治歷史的實質。
正如封建制度隨著大規模的政治組織的崩潰而出現，采邑制度隨著大規模的經濟組織的崩潰而出現。因而，采邑是靠農奴經營的自足自給的村莊；農奴不能隨便離開，並以其勞動養活教俗封建主集團。
采邑的大小極不相同，其居民的人數少者二十，多者數百。農奴與奴隸不同，他既有義務，又有公認的權利。他受到保護，擁有一塊土地，以維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並享受許多宗教假日和收穫節日，以得到辛勤勞動後的暫時休息。作為回報，他必需耕種土地中留給封建主的那些田地，為封建主做家務及其他農田雜活，並將自己任何來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給封建主。
由於遠距離貿易、中央手工業生產、帝國貨幣等的實際消失，采邑必須為自身提供幾乎所需要的一切。儘管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或可能由於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采邑的技術同羅馬帝國時期的技術相比，一點也不原始。恰恰因為它們的自給自足的經濟，並不需要帝國組織。它們以穩步增長的效率，在當地村與村的基礎上發揮作用。采邑保存並改進了磨坊和鐵匠工場，因為鐵可以在地方上生產，所以這時使用的鐵比以前更多。於是，中世紀西方的農業技術，取得了更大進展。
至於教會，我們同樣發現了一個自相矛盾的發展，即恰恰因為羅馬的滅亡，教皇變得更為強大。他無需像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德里亞和安蒂奧克的主教們反對拜占廷皇帝的命令那樣同皇帝的統治作鬥爭。
當某個皇帝試圖控制西方教會時，教皇基拉西烏斯（492－496年）送給他一封信，在這封著名的信中，他斷言，"是主教，而不是俗權，應對教會的行政負責。"更重要的是，教皇進而聲稱神權優越於俗權："兩者之中，神權的責任更為重大，因為他們甚至須對統治人們的君主們傳達神意。"
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皇帝查士丁尼對義大利的征服使他及其繼承者們一度能夠控制羅馬教皇的職位，結果，678室752年間的13任教皇中，至少有11位是希臘人或敘利亞人。但隨著倫巴第人入侵義大利和伊斯蘭教征服埃及、敘利亞和北非，拜占廷皇帝干預西方的能力大大減弱。羅馬教皇的職位如今從受困的君士坦丁堡轉入法蘭克人手中，教皇還同法蘭克人締結了盟約，這最終導致800年時教皇利奧三世為查理曼加冕。
與此同時，教皇的傳教團改變了異教的北部地區的宗教信仰，使教皇的至高權力在西方得以進一步加強。由於他們的成功，新的教會相繼成立：597年成立了英格蘭教會，7世紀創立了倫巴第和弗里西亞教會，8世紀創建了德意志教會；這些教會都接受了教皇的"天主教的"即"全世界的"教規。
簡而言之，當時西方新的多樣性社會的組成部分有以下這些：
①取代皇帝的命令而起的獨立教會；
②代替帝國當局的一群封建君主和封建主；
③取代羅馬時期奴隸種植園、各自開墾荒地的自治的采邑；
④以及來自城市的有獨特力量而於貴族、高級教士、君主頗為不利的新興的商人階層。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中世紀歐洲跑到其他地區前面去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處的有利位置。歐洲因地處歐亞大陸西端，1000年後未曾遭受侵略。西歐相隔遙遠的意義在13世紀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羅斯、15和16世紀奧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爾幹半島、柏柏爾人屢次進攻北非等方面表現得十分明顯。
由於免遭這種蹂躪，西歐同更易遭受侵略的東方地區相比，無疑享有極大的優勢。
同樣重要的是，歐洲擁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資源。北歐大部分地區是一個大平原，它始於庇里牛斯山脈西端，向東、北方向延伸出去，且越往前延伸越寬，最終形成了從黑海到波羅的海連綿不斷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來的風徑直吹過這些橫跨整個歐洲的平原，進入俄羅斯。因此，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區氣候較溫和，長年多雨，加之土地肥沃，為農業生產提供了理想的條件。河流終年無冰，水量充足，為交通運輸提供了便利的手段。鋸齒形的海岸線進一步加大了這一優勢，為內陸地區到達沿海口岸提供了較方便的通道。某些高原和山脈雖中斷了連綿不斷的大平原，但它們不是很高很大，沒有嚴重影響交通運輸。相反，這些山脈礦物資源豐富，是巨大的物質財富，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當然，千萬年來，這些自然資源一直是人們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術能力達到一定水平時，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例如，美國從明尼蘇達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薩比嶺鐵礦區獲得巨額利潤，但印第安人在這個地區漁獵了幾千年，卻沒有利用這些礦石，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如今在中東、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開發的貯量豐富的油田，情況同樣如此。
中世紀的西歐也是這樣，在那裡，先進技術首次使當地資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結果，生產率的提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歐洲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從傳統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轉移。
三、技術的進步
中世紀西歐取得的技術進步，比整個古典希臘和羅馬歷史時期所取得的進步還要多。一個原因是，西歐沒有奴隸制，而奴隸制往往阻止技術革新。另一原因是，邊遠地區的環境普遍地促進了節省勞力的發明。
中世紀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於技術的發展。在這一制度下，社會階層的範圍並非從"神聖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隸，而是從具有一定權力和義務的農奴到莊園主；莊園主為了對生產過程有一些真實的了解，與農奴保持充分的接觸。因此，體力勞動獲得了一席地位，並受到尊重，這是古老的奴隸制文明所沒有的。
最後，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倫理，也促進了西方技術的發展；人道主義倫理本身是在反對古老的帝國社會的無人性中發展起來的。修道院裡的修士們堅持認為，體力勞動是精神生活的組成部分。或者，如他們所說的："勞動就是祈禱。"這些修士作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識分子，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他們最早將智能和汗水連在一起，在這一點上，他們十分有助於技術的進步。一個叫羅傑·培根的修士在13世紀就已預見到未來的許多技術成就，這並不是偶然的：
人們可製造機器，使用這種機器，最大的船隻需一個人駕駛，而且比那些乘滿劃手的船跑得還要快；人們能製造運貨車，它們無需牲畜牽引，而且速度驚人；人們能製造飛行器，一個人乘在飛行器上，可以用機械翅膀拍擊空氣，就像鳥一樣……；人們還能製造使人能潛入河底的機器……
培根的見識不僅反映了他自身的天賦，也反映了西方社會的獨特性。正如在當時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找不到與此相似的陳述一樣，這一陳述恐怕也是古典希臘和羅馬所難以理解的。它有助於說明，為什麼發源於中國的許多發明和希臘-羅馬人所知道的許多發明，只是在西歐人手中才得到全面發展和充分利用。
西方特有的技術成就包括原始農業方面的基本發明。其一是"三田"輪作制。"三田"輪作制從8世紀起逐漸被人們採用，並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率，因為使用這一耕作制時，任何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閒，而使用過去的"雙田"制時，則有一半田地閒著。其二是重型輪式犁的發展。這種犁裝有鋒利的鐵頭，翻土深度可達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犁頭的後面是犁壁，這樣裝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這種犁使耕種雜草叢生、難以耕作的肥沃的窪地成為可能。無疑，這是一種與原始的扒犁完全不同的農具；扒犁通常用於耕翻地中海盆地的貧瘠的砂土。
更有效地利用馬力也有助於農業的發展。在古代，由於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牲畜拖拉重物時往往會被勒死，所以，馬很少用於農業。然而，到10世紀時，人們發展了一種挽具，這種挽具套在馬的肩上，馬拖重物時不會被勒死，從而將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因此，馬同過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為農業生產必不可少的力源。馬蹄鐵的發明也很重要，它使馬施重物以及耕地變得更為容易。
最後談談十分重要的水車和風車。水車和風車在希臘-羅馬時期就已為人們所知道，但由於當時擁有充足的奴隸勞動力，缺乏終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歐洲北部地區因不存在著這兩大障礙，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幾乎遍及每個采邑。
在地中海盆地，水車原是專用於碾米的工具，中世紀時發展成一般性的原動機。於是，水力開始用於銀錘和鍛爐風箱，用於大型鋸機和車床，用於織布的漿洗機、造紙的紙漿機和碎礦的搗礦機。的確，英格蘭1086年編纂的《土地調查清冊》例舉了5000家磨坊。這就是說，每50戶人家有一家磨坊，其數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響人們的生活水平。
西方這一獨特的進步，也反映在同近鄰傳統的拜占廷文明的正在變化的關係之中。1203年，當西方的十字軍開始圍攻君士坦丁堡時，他們對這座古都的富有和豪華充滿敬畏之感：
那些未曾見到過君士坦丁堡的人，難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富麗的城市。當他們看到高大的城牆和城樓，看到豪華的宮殿和高聳的教堂，看到城市的長度和寬度時，無不為之悚然驚駭；城牆和城樓用於圍城；宮殿和教堂如此之多，若不是親眼目睹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城市的長度之長，寬度之寬是其他所有城市無法比擬的。毫不奇怪，他們都嚇呆了；料想不到，自世界創造以來，人類竟從事過如此巨大的事業。
對比之下，兩個半世紀後，希臘學者、紅衣主教貝薩里翁在一封信中表達了完全不同的看法。這位紅衣主教因在羅馬住過多年，所以對義大利手工業的先進水平印象極深。1444年，他寫信給伯羅奔尼撒（摩里亞）半島的拜占廷自治省的統治者君士坦丁·帕萊奧洛古斯，建議他派"四個或幾個年青人"到義大利去，偷偷學習義大利的手工技藝，並學習義大利語，"以使精通信上所說的東西"。
貝薩里翁對消除手工勞動的水力鋸機的印象尤為深刻。他談到"木頭被自動鋸鋸斷，水車輪轉得又快又勻稱"。寫信時他還想到了水力風箱："熔煉和提鍊金屬時使用皮風箱；這種風箱無需用手推拉，能將金屬從無用的、泥土似的現存物質中分離出來。"
貝薩里翁還談到，在義大利，"人們很容易獲得有關煉鐵的知識，而這一知識對人類是非常有用、必不可少的"。這一陳述的意義是很明顯的。中世紀西歐取得的技術進步如此巨大，以致歷史上第一次有東方人建議，派學生到西方去學習"實用工藝。"
四、發展中的經濟
與技術進步相一致的是相應的經濟發展。900至1300年，經濟穩步發展。然後出現了14世紀的經濟大蕭條。它由多種因素共同引起。這些因素是連年的糧食歉收和饑荒、黑死病、英法"百年戰爭"以及德國和義大利的其他鬥爭。
糧食歉收和饑荒在1315和1316年期間尤為嚴重。黑死病首次流行於1349年，奪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後又多次周期性地發生。不過，1400年後不久，經濟開始復甦；從那時起，經濟發展的趨勢是普遍地上升。
經濟的全面發展自然同技術進步有關；技術進步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率的提高。這幾個世紀未曾遭受任何外來侵略也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另外，10至14世紀，人口大約增長了50%。這一增長率在全球性人口爆炸的今天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當時卻是世界上任何一個面積大體相當的地區無法與其相比的。
人口激增促進了維持人口增長的農業的改進；而食物供應的增加反過來又使人口的進一步增長成為可能。
歐洲經濟的發展在各個領域中都很顯著。新的採礦法提高了中歐和北歐地區的鹽、銀、鉛、鋅、銅、錫和鐵礦石的產量。同樣，不列顛、斯堪地那維亞和波羅的海沿岸的豐富的木材和松脂的開採範圍這時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北部地區的漁業的產量，尤其是愛爾蘭和挪威的鱈魚、波羅的海的鯡魚的捕撈量也大大增加。
當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數人所從事的農業的生產率也大大提高了。這是一個驚人擔卻千真萬確的事實：12世紀，法國只有約二分之一、德國只有三分之一、英格蘭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被耕種，其餘的都是森林、沼澤地和荒地。在小塊耕地的周圍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開墾的荒地。歐洲農民絡繹不絕地湧進這些無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燒毀灌木叢，抽乾沼澤地，準備開墾和耕種。到1300年時，法國的耕地面積比今天還要大。
農民不僅在自己所在的地區開荒種地，而且隨人口的增長移居廣闊無垠、人煙稀少的邊遠地區。正如美國發起過向太平洋沿岸的西遷運動一樣，歐洲這時開始了向俄羅斯邊境的東遷運動。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亞地區有新殖民地1500個，由15萬到20萬移民經營。不僅日耳曼移民渡過易北河，排擠東歐的斯拉夫和波羅的海諸民族，而且其他移民也隨著征服進入西班牙，盎格魯撒克遜人挺進威爾斯、蘇格蘭和愛爾蘭。
人口的增長，以及農業、採礦業、漁業和林業產量的提高，都相應地促進了商業和城市的發展。雖然在人口和貿易量方面，中世紀西歐的城市同中國、印度或中東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由於擁有日益增長的自治權和政治力量，它們顯得十分獨特。恰恰因為它們處於政治上支離破碎的歐洲而不是堅如磐石的帝國的結構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自信和獨立，這種自信和獨立是歐亞大陸其他任何地區所沒有的。
由於自治市的自由民擁有權力和財政資源，他們通常從國王那裡獲得皇家特許狀。特許狀准許他們組成單獨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體的權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簽定協議，擁有自己的市政廳、法院以及市外屬地。皇家特許狀還准許商人和工匠組織行會，或自願同盟會，用以自衛和互助，其中包括對產品標準、價格和工作時間的規定。
因而，城市逐漸被公認為新的社會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約。這一點在下面這個慣例中得到反映：如果一個農奴逃到城市，在那裡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為自由人。正如當時的俗話所說的那樣："城市的空氣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區，一批批城市聯合起來組成聯盟，這些聯盟成為強有力的政治及經濟統一體。當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圖強迫義大利北部的米蘭、布雷西亞、帕爾馬、維羅納等富庶城市納稅，並接受帝國管轄時，這些城市便結成倫巴第聯盟。聯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進行了反對皇帝的戰爭。同樣，1350年，不萊梅、呂貝克、斯德丁、但澤等波羅的海沿岸的90個城市組成了漢薩同盟，反對海盜，迫使外國承認它們的商業特權，實際上壟斷了北歐的貿易。
這一發展給歐洲商人帶來了地位及權力，這在歐亞大陸是獨一無二的。例如，在中國和印度，商人被視為下等人和不受歡迎的人；在西北歐，商人則擁有社會地位，其財富和政治權力也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
在中國，各時代的商人在衣著打扮、攜帶武器、騎馬乘車和擁有土地方面受到種種限制，他們將商品從一處運到另一處、被認為是非生產性和寄生性的活動，他們被置於社會底層。同樣，在印度，由於印度教強調放棄財產，商人毫無聲譽。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賺錢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墊子、吃大蕉葉、無物質財產牽累的神秘主義者。
因此，在東方諸帝國中，商人毫無機會上升到當權者的地位。中國是學者主管行政，日本是軍人治理國事，馬來西亞地區和印度拉傑普特諸國是地方貴族管理國家，但沒有一個地方是由商人當權的。
是的，沒有一個地方，除了歐洲。在歐洲，商人的政治權力及經濟力量正穩步增長，他們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自由市的參議員、荷蘭的州長。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係意味著國家更加重視、更加始終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後來的對外冒險事業。
